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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上海11月30日电 (记者 缪璐 高志苗)庆祝上海普陀女足成立30周年活动30日举行，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表示：“普陀区已成为全国女足人才培养的一块高地，普陀足校是国家体育总局命名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是中国足球协会命名的首批女足青训中心。”
自1993年在金沙江路小学诞生上海市普陀区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普陀女足至今已走过了30年风雨历程。30年来，普陀女足重视青训，大胆探索出体教融合“一条龙”体系建设的“普陀模式”，培养了众多耳熟能详的女足名将。
11月30日，庆祝上海普陀女足成立30周年活动举行。(上海普陀区体育局供图)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一路发展壮大，普陀女足30年来蓬勃发展、硕果累累，除了一直深耕在基层的教练员，还打造了以金沙江路小学女足为龙尾、梅陇中学女足为龙身、曹杨二中女足为龙头的“一条龙”梯队培养模式。
这三所学校在普陀女足的成长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学启蒙兴趣，初中学训兼顾，高中冲刺未来。活动现场，来自三所学校的校长也从女足姑娘的学龄特点谈及了“一条龙”培养模式下学校需要发挥的作用。
据介绍，小学阶段最关键的是重视启蒙兴趣的培养，让学生接触足球、了解足球、参与足球，种下“足球”的种子，在“龙尾”阶段形成女足人才“蓄水池”；中学阶段需帮助学生树立起“两腿走路”意识，充分保障训练的同时不让文化课拖后腿，通过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反哺女足队员更好地成才。到了高中阶段，“龙头”曹杨二中则将继续深化足球专项化课程，把每一个热爱踢球的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最开始开会的时候都是在讲男足，女足一句不提。”上海市普陀女足教练钱惠回忆最开始走上普陀女足青训教练这个岗位时，内心的最大感触“不是觉得苦”，而是“觉得不被重视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因此她埋下理想，要把女足搞上去，让女足不拖男足的后腿，“我想让她们两条腿走路，我要对孩子家长负责，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干这个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普陀女足不仅培养出来了以前女足国脚赵丽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运动员，还有以顾丽娟、陆云、徐雯佳等普陀女足姑娘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青训教练，她们出自于普陀女足，退役后又全身心投入到普陀女足青训事业中，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传承”的意义。
“金沙江路小学是我足球梦想开始的地方，”赵丽娜谈起小时候的踢球时光，特地谈及了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假设没有那一段时间沉下心来日复一日地练习，现在一定会比别人差一些，也不会打磨出后来正确的训练态度。”
对于普陀女足下一个十年的愿景，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局长顾薇玲表示，“希望通过普陀女足的发展，能带动青少年体育全面壮大，在下一个十年，让全区青少年在体育运动的促进下，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跃而上、飞速奔跑’。”(完)
中新社太原11月30日电 题：乔家家规是怎样成就晋商传奇的？
——专访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柏
中新社记者 杨杰英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商帮之一。晋商家规家训是家庭伦理精神和商业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同时也受到了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的影响。乔家家规是怎样成就晋商传奇的？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柏，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被誉为“晋商翘楚”的乔家给子孙立下怎样的规矩？
林柏：晋商大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从现有史料看，最典型的就是祁县乔家。乔家作为晋商中的知名家族，历经六代，前后长达200年，形成了体现其家族文化的家规家训，比如要求家庭成员必须做到六不准：“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十分严格。
乔家的家规家训还体现在当家人或主要成员对儿孙后辈的言传身教中。如乔家始祖乔贵发，经常以自己的经商故事告诫后辈要诚实守信，即便是赚到钱也要勤俭持家，对朋友、生意伙伴要仗义，并立下“善待相与”的家规；乔家第三代当家人乔致庸，严格教育子女，向子女强调经商之道首重信誉，次讲义，不赚欺人昧心钱，再次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力戒“骄、贪、懒”，并把《朱子格言》作为儿孙启蒙教育必读书。
乔家大院建筑中多处留有家训的印记，乔氏子孙的每个居所均以训教之言命名。可以看出，乔家的家规家训要求子孙后辈在做人做事上恪守勤俭戒奢、诚信重义、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等信条，体现了历代倡导的家长以德治世、以儒治家的风格。
乔家大院建筑中多处留有家训的印记，乔氏子孙的每个居所均以训教之言命名。马志文 摄
中新社记者：乔家家规家训因何形成？
林柏：家规、家训及由之形成的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传统，通常是在家长或主要成员的影响下，历经岁月的洗礼逐渐凝练、补充，自然沉淀下来的。从现有史料和研究来看，晋商家规家训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其中有三个方面因素值得一提。
首先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已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完全依靠市场来组织经济资源进行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尚不成熟，此时最为可行的商业活动基本单位仍是家庭。但随着经商活动的开展和家庭人口的增长，规模逐步扩大，单个家庭发展成几个家庭组成的家族，这种按照家庭组织原则构建的超家庭的组织，其稳定和壮大就不能仅由血亲关系和道德伦理来维护，还特别需要有明确的规则加以保障。
此时家族中的男性长辈已积累了很多在外打拼的经验和认知，他们将这些体会和感悟传授或讲述给家族后辈，并转化成家族制度，在早期已有的零星家规、家训基础上，一套更为系统、严整的家规、家训也随即产生。
乔家大院建筑中多处留有家训的印记，乔氏子孙的每个居所均以训教之言命名。马志文 摄
其次，晋商家规、家训，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关联。众所周知，晋商是信奉儒家文化的，而儒家文化十分推崇“家”及“乡土”观念，个人利益往往服从家族群体利益。在家族中，家族成员的地位也会按照长幼、男女等进行排序，通常男性长辈的地位较高，拥有较大权威，其中会有一人成为家族内部最高管理者，也叫家长。他在家族内部拥有较大权力，并会为了保持家族秩序，确保兴旺发达，组织制定一系列规范家族成员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也即家规、家训。
第三，应看到，乔家家规家训，是在其商贸活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服务于经商的。晋商绝大多数是以家族式企业为依托和载体开展商业活动，其商、票号内部的重要成员，如财东、管理者，多来自晋商家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自家商业的经营状况和生意兴隆与否，所以通过制定家规家训，家族子弟的骄横与任性、败家行为就在制度上得到了抑制。
游客在乔家大院阅读乔家家规家训。马志文 摄
中新社记者：家规家训的制定为晋商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林柏：晋商家规家训是晋商发展得以延续百年的一个精神基础。家规家训不仅是对家族成员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是家族成员共同观念和心理认同的一种体现，属于家族制度的一个方面。晋商家族与一般的家族和宗族不同，它似乎介于二者之间，这主要表现在其家规家训与其要发展的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血亲关系、家族伦理的基础上将家族资源、成员整合、团结在一起，助推家族事业发展，这就显得十分入世、务实。
可以看出，晋商家规家训在育人与资源整合上为晋商家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也成为影响家族兴衰的关键因素。
游客游览乔家大院。张云 摄
中新社记者：晋商家规家训与近代西方商人家族家规有何异同？
林柏：近代西方商人家族和晋商家规家训有相似之处，包括，都重视教育，要求家族成员要有良好的个人品质，重视家族成员之间以及家族成员与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例如，美国最富有家族之一的洛克菲勒家族，特别强调节俭、勤勉和宗教信仰；沃尔玛创始人的家族——沃尔顿家族，其家规家训重视对顾客的承诺、勤俭和创新，务实的经营理念和对社区的贡献。晋商家族和西方商人家族的这些规定和原则，在促进家族团结、获得良好外部关系等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作用。
游客游览乔家大院。张云 摄
同时，两者不同之处也很显著。晋商家规家训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伦理道德观和商业实践，而近代西方商人家族的家规多形成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反映出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对个人主义、竞争和效率等的强调。不少近代西方商人家族的家规，十分侧重于商业战略、资产管理、继承规划以及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多是围绕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制定。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别注重对财务严格管理，要求严格保守家族秘密，通过家族合作和利用家族内部的紧密金融网络来建立其财富。
游客在乔家大院阅读乔家家规家训。马志文 摄
中新社记者：以乔家为例的晋商家规家训文化，有何历史价值？晋商家规家训对当今社会有何影响？
林柏：一般而言，家规家训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能够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养，继而实现家族事业发展，而家庭(族)是国家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载体和基本单位，每个家族的和睦相处、良好发展带来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这就是“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下，家规家训在“人—家—国—天下”这个有序链条下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和功用，即实现传统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修齐治平”的一个有力工具。
游客游览乔家大院。张云 摄
晋商家规家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扩展和落地也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性作用。这主要是指晋商通过家规家训将孝悌和合、诚信义利、艰苦创业等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灌输到家族子弟，从而在家族层面构建了适应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家族的繁衍生息实现了文化的薪火相传。
同时，晋商家规家训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于在当下增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林柏，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江汉论坛》《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项目、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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